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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当代社会抗议运动为什么失效?


 新闻归类:观点评论 |  更新时间:2019-08-13 07: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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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世界(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),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。(互联网)

在当今世界(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),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普遍,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,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幸免。社会抗议运动的起因、经历的过程, 结果各有不同。不过,总体上看,大多社会抗议运动没有什么大成效,尤其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抗议运动(即社会主义运动)相比,更是如此。

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成效的,它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,即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社会。不仅如此,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,催生了全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。之后,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,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,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一定程度上的“社会主义色彩”。与此相比,当代世界的社会抗议运动,尽管也表现为风起云涌,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。

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?这里有内外部因素。人们至少可以从微观、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讨论。

在微观层面,社会抗议行为模式本身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。这里涉及几个因素。第一,随着技术的进步,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降低,变得过于容易组织。正如经济学家奥尔逊(Mancur Olson)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,社会运动是典型的“集体行为”,属于一种“公共品”,里面涉及“搭便车”的问题,组织成本高,不容易组织。

科技降低抗议运动组织成本

奥尔逊所指的是传统社会运动,今天的情况则很不相同了。随着互联网技术(尤其是社交媒体)的迅速发展,社会运动的组织成本大大减低,甚于趋于零。更为重要的是,传统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者,即领袖,现在的社会运动则往往不需要领袖,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“领袖”。

这个现象明显体现在法国自去年开始的“黄背心”运动上。经济学意义上的“投入-产出”理论乎可以应用到社会抗议运动上。 随着组织成本的降低、过于容易组织,社会运动发生容易, 但结果大打折扣。也就是说,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,有结果的屈指可数。

第二,“退出”变得过于容易,很难对被抗议的主体(公司、组织和政府)产生实质性的影响。“退出”(exit)的概念由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(Albert Hirschman)提出。赫希曼观察到,一个人认为所属的公司、组织或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,主要会作出两种反应,即“退出”或者“发声”(voice)。“退出”最为简单,就是离开,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产品或质量服务的公司、组织和国家。但“退出”和“发声”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,甚至互相破坏,“退出”能够有效破坏“发声”。如果“退出”很容易,“发声”就不容易发生。

这种情况很容易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观察到。例如,股票出让如此简单,持股人很难对通过“发声”对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产生影响;如果离婚足够简单,夫妻双方不会通过“发声”(沟通或和解)来挽救婚姻;美国历史上,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,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,和欧洲比较,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。

这里所指的社会抗议运动是针对政府的抗议。社会抗议的本意是为了改变执政党的行为,例如希望政府改善和改进政府所提供的服务,但因为政府的背后是政党,一旦社会抗议“剥夺”了执政党的权力(即执政党被赶下台),由这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就没有任何机会来改善其行为。

社会抗议演变为从选择政党A转到选择政党B或C。问题在于,即使执政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,反对党上台,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,同样也会被社会抗议运动赶下台。不难理解,尽管在很多场合,尤其是欧洲和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,社会运动可以有效促成政府变更,但社会经济的现实并没有因此而变化。

第三,因为上述两个因素,即组织成本低廉和“退出”容易,抗议本身的“艺术”(赫希曼语)水平往往非常低劣。今天的社会运动较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已经显得理性了,因为很多参与者都是中产阶层人士。

不过,也要意识到,社会界定和接受“暴力”的标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早期被视为非暴力的,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暴力。今天的社会运动动不动就激进化和暴力化,结果抗议行为本身被社会的其他部分所抗议。因为抗议“艺术”的低下,较之传统抗议,今天很多抗议更是表现为传统上一些学者所说的“乌合之众”,参加人数越来越多、规模越来越大、声音越来越响亮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,但并不能转化成为实际效果。

第四,社会抗议进入恶性循环状态。因为上述因素,社会抗议并不能促成政府行为的变化,提升其服务的质量。政府行为不能因为社会抗议得到改善,这个局面又为新的社会抗议(在多党制国家往往表现为不同人群参与的抗议)提供了机会。这样,循环往复,造成了“为了抗议而抗议”的情况,即一些学者所说的“抗议型社会”,社会陷入长期无效的循环抗争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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